本文为迪莉娅·佐尔扎基和斯特凡诺斯·克拉米达斯主编的《博物馆学理论：1960年至2000年的主要思想流派》一书的第七章（Bruno Brulon Soares. Towards a Reflexive Museology: The History of ICOFOM and the Creation of a Contemporary Discipline for Museum Theory. In Delia Tzortzaki, Stefanos Keramidas. Theory of Museology: Main Schools of Thought 1960-2000. Athens: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at Athens, 2021: 139-161.）。作者为布鲁诺·布鲁隆·索耶斯，译者为王洛宸。

（本文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2024—2025年“国际博物馆学的流派与传统”学术工作坊阅读材料。译文由工作坊成员整理，仅供参考。）

摘要

在全球不同语境下，“博物馆学”这一术语被视为由处于特定立场和怀有特定目标的行动者所塑造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巴西，各国都开始尝试赋予博物馆学学术合法性。在当时的博物馆学课程中，目标是改进博物馆学的培训和思维，并为博物馆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对那些希望发展博物馆学理论的博物馆学家来说，该术语获得了更具体的含义，被称为一门形成中的“科学”。这些博物馆专业人员和学者在一个国际委员会中展开合作，而这个委员会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人扬·耶利内克于1977年创立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被认为是一个平台，旨在挑战这一知识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分歧。在最初的几十年里，维诺斯·索夫卡和兹比涅克·斯特朗斯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前者是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不同的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学者之间搭建了重要桥梁；后者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们的努力下，博物馆学已被视为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这一点可以从多个现有课程和培训项目的历史中得到验证——它们最初栖身于博物馆，后来离开博物馆成为了大学课程。与此同时，委员会的首批文本和出版物负责构建并传播了一套理论体系，即逐渐为人熟知的“博物馆学理论”，它涵盖了今日所说的“博物馆理论”。本章旨在重思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自1977年至2000年的历史，并描绘这一跨文化知识领域的形成轨迹。这一领域至今仍留存着过去所搭建的桥梁的印记。

关键词：博物馆学，博物馆理论，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跨文化知识

一、迈向反身性博物馆学：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历史和当代博物馆理论学科的创建

作为一种和博物馆并无必然联系的理论领域，博物馆学在过去四十年间已在全球多地获得学术认可。然而，这一学科仍在努力争取在当代科学世界中的合法地位。当今时代一些最杰出的博物馆学者致力于重新定义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建设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并打造一个博物馆学知识生产的跨文化网络。

从启动这个博物馆学辩论论坛的初始思考开始，国际层面逐渐形成了一套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这套体系被定义为“博物馆学理论”（Theory of Museology），并从根本上涵盖了博物馆理论（museum theory）。致力于理论交流的一些学者不得不突破20世纪末限制知识流通的地缘政治边界，因为当时的欧洲正在被“铁幕”分裂。[1]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诞生旨在挑战将欧洲大陆内外的博物馆学分割开来的种种屏障。

通过促进博物馆从业者和学者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成为不同行动者和思想流派开展非对抗性交锋的主要平台。博物馆学将在基于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东、西）德国、克罗地亚、法国、英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美国、加拿大、马里等国（仅列举参与委员会第一次年会的部分国家）本土实践的理论工作中逐步得到认可。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构成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所定义的博物馆学基础的多元行动者和视角。基于对其地缘政治根源和思想脉络的社会分析，我们将论证，尽管经历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初期阶段，但这一学术学科及其知识体系并不存在单一霸权中心。因此，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声音从未统一；尽管在目的上是统一的，但是在原则上是多元的。去中心化的部分原因和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密切相关。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成立于1977年，源于国际博物馆协会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1976年的倡议。[2]它是博物馆领域发展具体概念和将这些概念规范化的长期需求的结果。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召开成立大会。创始成员阐明了他们的使命，即“通过出借、赠送和交换博物馆出版物”以及“博物馆人员的国际交流”等方式“促进文化信息的跨国交流”。[3]鉴于其全球性范围，以及涉及各大洲的专业人员和机构，这个新兴的国际组织表达出促进博物馆概念和规则规范化的必要性。

几年后的195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协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The educative function of museums）为题，在里约热内卢为遴选出的巴西政府官员和专家举行了一次培训课程。为确定博物馆领域的术语和概念，国际博协主席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Henri Rivière, 1897-1985）将“博物馆学”（museology）定义为“研究博物馆使命和组织的科学”，将“博物馆实务”（museography）定义为“和博物馆学相关的技术体系”。[4]根据里维埃的原始定义，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划分被全球多个培训课程的专业人员和学者采纳，有些甚至将其沿用至21世纪初。[5]

然而，这种“研究”和“实践”的激烈冲突并未成为博物馆学早期阐释的核心。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部分东欧学者的构想中，博物馆学研究高度依赖于博物馆实践。1962年，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的普尔基涅大学[6]（J. E. Purkyně University）哲学学院（Philosophical Faculty）设立了博物馆学系（Department of Museology），系主任兹比涅克·斯特朗斯基（Zbyněk Z. Stránský, 1926-2016）首先向他的学生阐释其博物馆学概念，随后通过其他理论家，他的工作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获得认可。这位思想家认为，作为研究领域的博物馆学“似乎恰好诞生于博物馆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博物馆工作中”。[7]在斯特朗斯基于其博物馆学论著里所探讨的看法中，博物馆学理论并没有和博物馆实践相分离。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教授，他认为，博物馆学在证明其理论基础的同时，博物馆学培训也应为博物馆带来实践成果。

尽管如此，由于国际博物馆学委员是作为一个博物馆学的委员会创建的，部分成员乃至外界人士将其理解为理论委员会。为了证实或否定这种观点，有必要审视一下创建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捷克思想家——例如扬·耶利内克（Jan Jelínek, 1926-2004）和维诺斯·索夫卡（Vinoš Sofka, 1929-2016）——对“博物馆学”的定义。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创建深刻体现了当时捷克学界对博物馆学地位的思考。在1978年于波兰举行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维诺斯·索夫卡受邀就“博物馆典型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和局限性”（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ypical for the museums）主题进行发言。他为博物馆学的地位辩护说，没有任何其他“科学”会关注博物馆相关问题的研究，且“其他学科分支对博物馆的角色、工作和问题几乎一无所知”。[8]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发言人都在谈论博物馆中的研究，以及和博物馆学无关的不同领域中的研究。索夫卡在他的论文中主张需要一种特定的“理论作为实践性博物馆工作的基础”。[9]

因此，基于对专门面向博物馆领域的理论和研究的潜在需求，博物馆学被重新阐释。然而，对该术语的定义远未实现。据索夫卡所言，这也正是促使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创建的原因之一，它应该致力于找到这一概念的定义。“何为博物馆学？博物馆学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10]事实上，提出这些有关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根本目的（这一点在很多年后才被充分认识到）。

正如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范围内被阐释和讨论的那样，博物馆学是一种有意识的、系统化的关于博物馆理论的反思，这种反思对博物馆——它是博物馆学这个假设科学的核心主题——的边界进行了挑战。当这个学科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被发展和接纳时，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通过探索不同的博物馆学理论和概念的潜在价值，重新构建并重新定义了博物馆理论。

作为一个由专业化的博物馆行动者（他们既是理论家也是实践者）构建的领域，博物馆学在今天构成了一个特定的基于学术研究的平台，用于就其自身术语、概念和范式的定义进行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无意如在此之前的许多研究者所做的那样寻找该术语的“真正起源”。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探讨特定行动者对其不同的使用方式。这些行动者建构了这一所谓的社会科学或知识分支，并在过去几十年中定义了多种研究博物馆及其内在过程和联系的方法。

二、在博物馆理论和博物馆学之间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南北半球的诸多国家都存在着对博物馆领域共享知识的需求。与此同时，某些具有国际视野的欧洲组织正试图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其理念和文化观点。1926年，国际博物馆办公室（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Musées）正式成立，隶属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1]这是创建一个汇聚世界各地博物馆及其专业人员的国际实体的首次尝试。国际博物馆办公室通过其最具传播力的刊物《博物馆》[12]（Mouseion），尝试致力于探讨这一时期世界博物馆的核心议题。

二战的结束和1946年国际博协的创立，引发了博物馆领域的新变革。在此之前，国际博物馆办公室的讨论和出版物仅涵盖艺术、历史和民族志博物馆，而国际博协首次将科学博物馆纳入其中。在这些博物馆领域，“博物馆学”术语占据主导地位；曾被理解为对博物馆进行描述的“博物馆实务”概念，[13]此时被认为不合时宜。当时，这两个术语被同时使用过一段时间，其概念边界非常模糊。

然而，国际博协采用的术语并未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推行。在美国，“博物馆工作”（museum work）概念自20世纪20年代起广为传播，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曾使用过“博物馆-学”（museumology）一词，后被劳伦斯·韦尔·科尔曼（Laurence Vail Coleman）和美国博物馆协会[14]（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沿用。在北美，尽管对专门研究博物馆的领域——无论称为博物馆学还是博物馆研究——的抵制持续存在，但在过去30年间，对“博物馆学语言”[15]的使用逐渐增多，这表明它和欧洲博物馆专业人员的理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博物馆学这一术语在基本含义上达成了共识，被理解为对博物馆的研究或博物馆理论。[16]

从19世纪和20世纪较为模糊的概念开始，博物馆学随着博物馆的发展而演进，但世界不同地区对其有着不同的阐释。例如，博物馆学作为科学的观点在法国和其他拉丁传统国家比在英语国家更容易被接受。正如雅尼克·丹尼尔·阿奎利纳（Janick Daniel Aquilina）所指出的，195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讨会报告的法语版使用“科学”一词定义博物馆学，但同一报告的英文版却采用了“知识分支”（branch of knowledge）。[17]这一绝非微小的改动突显出英语和法语视角上的概念差异。

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概念自 19 世纪以来就被一些研究博物馆及其流程的学者提及，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引发了无数争论。在缺乏任何共识的情况下，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框架内呈现的矛盾观点试图回答博物馆学的第一个基本问题——何为博物馆学？这一问题尤其吸引了东欧学者——例如伊日·努斯图普尼（Jiří Neustupný）和斯特朗斯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维诺斯·索夫卡和阿夫拉姆·拉兹贡（Avram Razgon）——的关注。他们被视为“理论导向下的博物馆学的早期倡导者”，[18]他们的研究对象甚至可能挑战博物馆的核心地位。

通过各类文献、证据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当代博物馆学知识中至少辨识出三条脉络：规范博物馆学（normative museology）、理论博物馆学（theoretical museology）和反身性博物馆学（reflexive museology）。正如本章将予以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些脉络不一定要按照时间顺序来理解，但它们各自具有自身的历史性。

三、规范博物馆学：国际博物馆协会和博物馆领域标准的建立

直至20世纪第三个25年，通常被理解为一套组织和描述博物馆工作的规则的博物馆学才获得了一种规定性和规范性的特质，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遵循。一系列国际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但大多是欧洲专家。这些活动有助于巩固博物馆学这一术语在欧洲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词汇体系中的地位，后来在非欧洲世界的一些特定地区也是如此。

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后，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博物馆领域项目开始实施。1946年，国际博协的首要任务之一是邀请“博物馆领域遴选出的领军人物”组建各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每个国家委员会成员上限为15人，他们将“尽可能广泛地代表各自国家的博物馆利益”。[19]一个真正的精英化组织正在建立，旨在为全球未被纳入该限制性组织的其他专业人员制定规则。与此同时，组织内的几个成员国正在学术领域建立专业培训，这有助于为博物馆工作者界定更严格的参数。例如，在1965年于纽约举行的国际博协大会上（这是首次在欧洲以外地区召开的会议），法国博物馆总干事（directeur des Musées de France）让·沙特兰（Jean Chatelain）提出，对于重要的博物馆专业人员保管员（conservator）的专门培训，需要遵循严格路径，并仅向那些已经完成大学学业且希望在博物馆中接受进一步培训的人开放。[20]然而，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并非如此。

20世纪70年代，为推进对博物馆专业人员的持续培训，国际博协创办了两份专业期刊，它们是当时仅有的关于博物馆知识的正式出版物。一个是《博物馆》（Museum），它的前身是国际博物馆办公室的《博物馆》，[21]该刊成为塑造国际博物馆实践的指南；另一个是《国际博协新闻》（ICOM News），它是国际博协组织发布特定新闻和报告的公告。这些出版物不足以进行关于特定术语和制定博物馆工作规则的预期学术讨论。

博物馆领域若要规范化，首先需建立通用语言并按照标准化实践进行运作。这一特定的知识生产项目并未局限在国际博协及其成员内部。1970年，巴黎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艺术与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Art and Archaeology）在国际博协前主席兼常任顾问乔治-亨利·里维埃的领导下，首次开设了博物馆学课程。[22]该课程的大纲显示出对博物馆定义、目的及功能结构的核心关注。

为了给博物馆专业人员提供术语，国际博协紧急提议出版一部《博物馆学公约》（Treaty of Museology）。该项目旨在首次界定博物馆学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由国际记录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Document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记录中心（UNESCO Centre of Documentation）、国际人员培训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Training of Personnel）以及1977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参与。国际博协的目标之一是基于“当代博物馆学研究”来编制手册，它还为此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23]其成果是一部与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相关的术语的出版物，并严格基于特定欧洲国家使用的专业词汇。

在此时期，国际博协优先出版专业出版物，以促进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培训。针对专业培训的相关内容和专业书目中“存在的空白”，[24]国际博协采取了举措以满足这一需求，这一需求在之后逐渐由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承担。后来，《公约》项目演变为1986年由国际记录委员会出版的《博物馆学词典》（Dictionarium Museologicum）以及其他的记录手册，最初打算将其翻译为多达20种语言。

这种博物馆知识的“词典化”标志着规范博物馆学的早期阶段特征，此时博物馆学的定义尚不清晰，常与博物馆实践联系在一起。多年以来，对定义的需求一直是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的一种趋势，并催生出一系列理论和若干具体研究。这些概念背后的关注点，特别是在法语作家的作品中，主要是基于实践的，并且根植于法国博物馆传统，但它们又依赖于大量的理论工作，而这些理论工作到目前为止还很稀少。

四、理论博物馆学：一种国际思想流派的诞生

1987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维诺斯·索夫卡在委员会出版物的引言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孰先孰后？”[25]这一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促使读者思考博物馆学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定位，并成为一场促使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思想家建构自己的理论——即思维方式——的辩论的起点。这种理论后来被称为“理论博物馆学”，致力于证明这门脱胎于博物馆的学科所涵盖的内容远超（作为机构的）博物馆。

在其国际性框架和为博物馆学建构理论基础的目的下，博物馆学委员会自最初展开讨论以来，便明智地吸纳不同的声音和诉求。然而，一个以其自身的术语或根据其特定成员的声音讨论博物馆学议题的独立委员会，在初期并未轻易地获得中央组织的认可。

在国际博协前任主席扬·耶利内克的指导下，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早期的主要动力是希望创建一个开放、民主的博物馆学辩论论坛。耶利内克想要将捷克思想家和博物馆学家引入国际博协成员和负责人关于博物馆学定义的讨论中，并追溯其主要的理论脉络。1977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首次成立大会，并于1978年在波兰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促进来自分裂世界的不同地区的成员自由交流博物馆学思想，它向所谓的铁幕发起了挑战。

“布拉格之春”后流亡海外的索夫卡在1978年决定加入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时，尚不清楚仍身处铁幕另一侧的捷克同行耶利内克将会如何看待一个政治难民的成员身份。1978年，两人在巴黎秘密会晤。正如索夫卡所述，这次会面的目的是“确认彼此的合作意愿”。[26]同年，索夫卡作为“瑞典代表”加入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以他所在国家的新身份融入这个多元化的博物馆学网络之中。得益于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平台，他可以和东欧其他持有不同理论和政治观念的思想家展开辩论。

铁幕并不是唯一被跨越的博物馆学鸿沟。波兰会议后，索夫卡又陆续结识了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学家，例如俄罗斯的伊琳娜·安东诺娃（Irina Antonova）、阿夫拉姆·拉兹贡，以及丹麦的维利·詹森（Villy T. Jensen）。此次会议约20人参加。[27]在此次活动中，索夫卡提出了两项关键提案：制定一份关于委员会目标和政策的文件，以及为博物馆学讨论创办一份国际期刊。[28]凭借其在博物馆学方面的前瞻性理念，以及不断强调“基于研究成果开展博物馆学研究和培训的迫切性”，索夫卡迅速成为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此后数年间，这个新委员会承担起为博物馆学奠定理论基础的必要任务。针对外界对“科学论证”的质疑，索夫卡及其支持者从事了一项非常不可能的工作，即证明博物馆学是科学。1980年，索夫卡主编的《博物馆学工作论文集》（Museological Working Papers）第一期直接探讨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存在于依据机构需求形成的多元实践和创建一门具有坚实基础的新科学的可能性之间。在本期中，詹森在综合了几位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观点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单一通用的博物馆学并不存在”。[29]早期国际层面对建立统一理论的呼吁所引发的关于博物馆的观点差异，首先导致了人们对博物馆实践之外的博物馆学究竟为何的困惑日益增加。

来自上述提及的布尔诺博物馆学系的兹比涅克·斯特朗斯基对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结构性的问题，首次否定了将博物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30]斯特朗斯基指出，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机构无法成为一门设想中的科学的对象。[31]他认为，当代博物馆“只是实现人与现实特殊关系的一种可能性”，他将这种特殊关系称之为“博物馆性”（museality）。[32]这种新的假设在那些希望就博物馆学的科学性质发表意见的思想家之间引发了有趣的博物馆学辩论。

斯特朗斯基宣称：“博物馆现象本质上是人与现实特殊关系的体现”，[33]要研究和准确理解这种关系，需要专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其他现有科学都没有提供的。他的思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了探讨，并被他的很多追随者——例如安娜·格雷戈罗娃（Anna Gregorová）、瓦尔迪萨·卢西奥（Waldisa Rússio）、伊沃·马罗耶维克（Ivo Maroević）、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等人——接受。他和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具有共同的目标：从理论层面定义博物馆学，并使其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得到认可。

由于斯特朗斯基使用了其他地区大多数思想家都不了解的概念，他的早期论文和课程中采用的术语受到了很多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来自英语作者。[34]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使用乔治·埃利斯·博寇（George Ellis Burcaw）称之为的“布尔诺词汇”[35]（lexicon of Brno）不利于促进对博物馆学主题的全面理解。“博物馆物”（musealia）、“博物馆性”、“博物馆学”（museistic）等术语在西方不为人所知，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词汇。[36]斯特朗斯基被批评捏造了仅在布尔诺教授的博物馆的哲学理论，但事实上，他谈论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博物馆概念的转变。追随他思想的理论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确立了在接下来几十年里逐渐形成的博物馆学理论，该理论主要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传播。

为了真正包容理论命题的多样性，委员会采用了民主的会议方法：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其中包括由一些演讲者进行的公开报告和研讨会。通过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分卷出版研讨会论文和结论，即《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研究系列》（ICOFOM Study Series），以及创办一本平行的研究期刊，即前面提到的《博物馆学工作论文集》，[37]并同时向成员分发会议纪要印刷本，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国际思想流派，吸引了不同背景的人士参与理论博物馆学的发展。

索夫卡认识到，博物馆学在世界各地可能存在不同的阐释——从理论哲学思考到博物馆实践工作，因而他致力于确保所有的观点都能得到尊重，同时确保委员会的发展动力是在博物馆学定义的多样性中寻求理论统一。他制定了一项动态的编辑政策，对文章的接受没有任何限制，旨在为世界博物馆学的不同立场建立基准。

1982年耶利内克卸任后，索夫卡当选为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在任期内，他引领委员会突破政治边界和理论桎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索夫卡担任主席期间，在博物馆学的不同观点之间架起了新的桥梁。1983年伦敦年会期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博物馆学专题研讨会。在此之前一年就已决定举办两个方向不同的研讨会，一个是博物馆学理论，另一个是生态博物馆学。这一时期正值生态博物馆在法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起，它们提出了新的博物馆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中，学者们针对两个主题进行了辩论，产生了《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研究系列》的两期，一个是《博物馆学的方法论和专业培训》（Methodology of museolog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另一个是《博物馆—地域—社会：新趋势-新实践》（Museum-Territory-Society: New tendencies-New practices）。[38]

20世纪80年代，当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学者们围绕斯特朗斯基提出的概念思想在哲学和认识论层面展开讨论时，由里维埃的学生安德烈·德瓦雷（André Desvallées）定义和理论化的法国新博物馆学（nouvelle muséologie）运动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国际博物馆学思想趋势。不过，斯特朗斯基和德瓦雷的共同点是对博物馆学统一理论的憧憬。斯特朗斯基希望建立一个具有理论基础的博物馆学体系，德瓦雷则捍卫“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只能存在一种不分新旧的单一博物馆学”。[39]这种不同观点的融合成为该时期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研究的核心。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新的政治氛围为国际博协开展更密集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可能性。1987年，在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Masaryk University）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学暑期学校（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of Museology），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的项目，其中的大多数国际教师是来自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思想家。可以说，布尔诺的理论博物馆学教学[40]成为了世界其他教学项目的典范，有助于将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产生的理论博物馆学系统化。

20世纪90年代，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致力于开发专门的博物馆学词典。自《博物馆学词典》项目启动以来，斯特朗斯基和其他支持他理论观点的东欧成员都致力于创建博物馆领域的术语。1993年希腊雅典年会期间，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正式启动了“博物馆学术语”常设研究项目，旨在开发基础术语和概念。该项目后来发展成为创建一个由安德烈·德瓦雷协调的《博物馆学叙词表》（Thesaurus Museologicus）的想法。

1997年，该项目的第一批成果以两个独立的部分提交给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成员：第一个是德瓦雷组织的术语精选，优先考虑博物馆学基础术语和概念的历史；第二个由斯特朗斯基协调，以百科辞典的形式呈现，作者将其称之为“《博物馆学百科全书》的雏形”。[41]德瓦雷提出的文献获得了广泛认可，但斯特朗斯基的一个可能词典的版本遭到了拒绝，因为大多数成员认为它“与当代认识论不相容”。[42]尽管如此，对博物馆学整合理论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斯特朗斯基思想的影响，仍是此后数年间委员会讨论的核心。[43]

这一新思想流派有一个核心目的，用斯特朗斯基的话来总结就是：“使博物馆工作直接依赖于博物馆学的努力”。[44]事实上，这是几代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博物馆学家们的愿望——也许至今仍是如此，这在多年的辩论和发表的理论文章中得到了体现。对于彼得·冯·门施和其他许多人来说，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博物馆学的未来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45]或者换句话说，在于理论家能够为专业现实提供相关的反思的能力。在这种视角下，博物馆学将被构建成一个界面学科（discipline of the interstices），存在于两个专业领域之间：一个是实践，它不一定受博物馆经验世界的限制；另一个是反身性理论，它将使博物馆专业人员（或博物馆学家）成为真正的思考者，而不仅仅是技术员。

五、反身性博物馆学：批判思维的新路径

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思想家为博物馆学争取科学地位的进程中，很大一部分争论是以围绕跨学科性的斗争为标志的。正如一些科学史学者所指出的，自1808年拿破仑帝国时期以来，文、理学院的结构性分离确立了文学文化或科学文化之间的强制性选择[46]，并在法、德等国的大学体系中形成了裂隙。在其他学术模式中，例如英、美等英语国家，知识的碎片化程度较低；在这一学术体系中，博物馆学得以发展为以博物馆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分支。[47]

事实上，19世纪的现代性所塑造的基于理性的认识论导致了科学主题的瓦解，通过一种被称之为“知识病理学”的过程，不同学术学科分离。[48]然而，这种产生于西方大学之中的知识碎片化[49]——其逻辑建立在以院系为单位来划分领域的基础上——受到了那些敢于从政治视角来审视科学的当代学者的挑战。

苏格兰人类学家乔安娜·奥弗林（Joanna Overing）在探讨最近哲学界对经验主义理性范式的信仰危机时指出，“单一世界”或“单一理论”的理念正在科学界受到挑战。[50]社会科学家通过将目光向内转向自身及其行为，揭示了从我们对世界认知的角度看，我们是如何通过我们创造的范式来看待世界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理性”正在成为科学家认识他者乃至自身的一种限制。西方对理性、真理和知识——乃至博物馆——等认识论对象的拜物教，正逐步瓦解我们与不同于我们的道德和认知论的关联方式。

从国际博协共同体对欧洲博物馆学的移植范式的最初质疑开始，[51]一扇窗户便已打开，可以使人们对“博物馆”这一宽泛术语所涵盖的各种文化体验的多元性进行批判反思。1972年国际博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标志性圆桌会议，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等事件，都是在欧洲方法和概念持续受到挑战的背景中对其他博物馆学可见性的呼吁。

作为人文学科中的反身性领域，博物馆学已逐步向不同的现实感知和博物馆的多元体验开放。在为这门国际公认但尚处于新兴阶段的学科奠定理论基础后，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面临着承认其他博物馆学的新挑战，这些博物馆学不如一些理论家捍卫的博物馆学那样绝对。为响应国际博协章程中对去中心化和区域化的要求，在1989年国际博协海牙大会上，维诺斯·索夫卡和新任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主席彼得·冯·门施将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区域分委会纳入三年规划。由特蕾莎·席奈尔（Tereza Scheiner）（巴西）和奈莉·德卡罗利斯（Nelly Decarolis）（阿根廷）领导的拉美分会（ICOFOM LAM，2019年起称为ICOFOM LAC）随即成立，随后欧洲和亚洲地区相继成立了西伯利亚分会（ICOFOM SIB），后来转型为亚太分会（ICOFOM ASPAC）。

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指导下，这些区域性组织基于多元化的博物馆实践发展理论思考。以1989年成立、1992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首次年会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拉美分会为例，它最有价值的目的在于审视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假定的理论统一性中的多样性。拉丁美洲的反思表明，随着使用普适和开放的术语来定义博物馆的难度不断增加，博物馆学也变得越来越复杂。[52]该地区作者提出的新问题引发了对博物馆学普适性的质疑，也对那种认为某一规范化学科对所有人都有益且普遍适用于世界所有情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区域性分委会开展的博物馆学交流，促使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将“博物馆实验”视为理论创新的唯一路径。[53]在此意义上，博物馆学理论对未来的博物馆而言是一种反思，当下的经验也为新型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因此，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在国际博协中的根本角色在于构建一个不断发展的博物馆学理论。正如马蒂尔德·贝莱格（Mathilde Bellaigue）所言，这意味着“它必须切实协调学者、博物馆工作者和相关领域（场所）的行动者之间的参与平衡”。[54]为了使这种合作性反思能够取得成功，重点应当放在制定一套共同的博物馆学方法论上，这一方法论既要涵盖理论内容，也应包括实践内容。

从方法论层面来讲，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和研究博物馆学实践和经验，那么所有参与博物馆及其机构的人员都必须接受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的考察。然而，当同一个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研究者也是博物馆专业人员——时，科学的客观性将取决于他/她对自身的博物馆实践的反身性能力。科学形成过程中的这种反身性，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包含自我认知和范式修正的基本过程。

当前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从博物馆实践的规定性领域转向了致力于对既有实践进行批判研究的博物馆学的反身性领域。那么，我们就能够提出引发真实社会变革的理论命题。在这些命题中，我们感兴趣的已非事实本身或者既定事实（matter of facts），而是问题本身、议题和关切之事（matters of concern）。[55]在这种新的科学中，科学家的角色至关重要，且科学领域已经无法与政治截然分离。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反身性博物馆学定义为博物馆学的永久意识。不可否认，它最初的理念可以在斯特朗斯基的元博物馆学中找到。[56]但当这位我们学科的奠基人和核心思想家严肃地使用西方的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概念时，一些主要的社会问题尚未被提出。突然间，当代博物馆学家意识到，这一学术学科是在上个世纪末通过一系列地缘政治知识的占有而形成的，它并非基于对答案的僵化定义，而是源于问题的提出过程。

六、结语：为当代博物馆学开辟道路

在本章中，我们的目的是对世界上某些地区通常称之为“博物馆学”的学科进行当代反思，并同时强调理解该学科历史的重要性。为此，我们的辩论聚焦于一个根本性的博物馆学问题，这个问题在博物馆理论的不同方法中仍然困扰着这一知识领域，即如何构建一门统一的科学？其方法和理论足以研究纷繁复杂的博物馆经验吗？这个初始问题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出现在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核心讨论中。由于兼具理论和方法论属性，这个问题无法像创建博物馆学不确定性领域的理论家最初设想的那样，用一个博物馆学的整合概念体系来解决。

在理论的规范化和实践的多样性之间，博物馆学在其早期阶段似乎陷入了方法论的死胡同。为了避免走向消亡，它必须重新定位为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执着于成为一门科学或构建一个理论体系。博物馆学被重新定义为对博物馆现象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的领域。在此过程中，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角色从博物馆学讨论的中心论坛和平台，逐步变成了博物馆学实验室，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研究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实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博物馆学理论总结的最初尝试是基于个别理论家的印象。随后，部分博物馆学者[57]为这门科学学科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案。研究即是答案。事实的真相是，没有大量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任何哲学体系都不会产生一门科学或其主题。

如今，尽管博物馆学已经获得了理论基础，但由于方法论上的根本对抗性，博物馆学知识不再纯粹是在博物馆中和为博物馆生产的。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学术界、本书、在线学术期刊、博客、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构成当代社会科学认知的跨文化联结工具，仍在构建一个基于跨学科研究的知识体系。然而，博物馆学的命运终将由其经验特征（正如一般人文科学主张的那样）、工具价值、社会应用价值及目的共同决定。

毋庸置疑，一个和博物馆宇宙（或博物馆域）相关的学术学科诞生于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历史的某处。随着不同的关联被建立，博物馆学学科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首先，学界已承认即使没有博物馆也可以存在博物馆学。[58]当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思想家对博物馆学的地位提出质疑时，他们已将讨论维度从博物馆实践提升至博物馆学关注范畴中的其他领域。

通过促使多方参与辩论论坛，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证明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近期提出的理念，即我们共同思考，而不是各自思考。笛卡尔的“我思”（cogito）现在被视为“我们共思”（cogitamus），[59]即我们尝试实施和生产一种共同的思考，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博物馆学。

将博物馆学定义为一个超越博物馆的研究领域，带来了从经验角度定义这一学科边界的挑战。但是，如果博物馆学的合作研究就是博物馆学，那么，通过考虑对博物馆之外的中介进行反身性探索，我们就开始为这门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学科建构一个具体的经验领域。从本文呈现的多元方法和影响来看，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内部及索夫卡、斯特朗斯基、冯·门施、德瓦雷、卢西奥、席奈尔、梅黑斯（Mairesse）等思想家所构想的博物馆学，可以被定义为“与博物馆领域相关的理论化尝试或批判性反思的总和”。[60]这种对博物馆学的广泛认识有助于汇集一些相辅相成和相反的思潮。

通过对当代博物馆学中的多种方法和研究进行反思，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博物馆学在世界上的多元性，它们是当前博物馆学研究的指导原则：①那些关注博物馆本身的研究，其视角与英语语境中的博物馆研究分支非常接近；②从博物馆伦理的角度，研究不同社会中与博物馆机构有关的价值问题，包括从广阔的视角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③对博物馆学本身——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还是跨学科知识和技术的分支——及其理论、方法、术语和概念的研究。正如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设想的那样，博物馆学通过提出问题并引发对实际问题的新答案，从根本上帮助改变了博物馆领域。因此，博物馆学涵盖了博物馆机构，但并不严格局限于它，因为这一概念在当代阐释中已经拓展。无论是否被定义为科学，博物馆学都与新的方法和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方法和概念能够促使社会进一步探索其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并以新的方式和通过我们可能称之为或不称之为“博物馆”的批判性动态装置来传递记忆。

注释

[1] 参见本书中阿纳尼耶夫、瓦尔茨与基尔希、姆拉佐娃和雅戈索娃（主编注）。

[2] Sofka 1995, 12.

[3] ICOM 1948, 1.

[4] 报告原文为：“La muséologie est la science ayant pour but d’étudier la mission et l’organisation des musées. La muséographie est l’ensemble des techniques en relation avec la muséologie”（作者翻译）。Rivière 1960, 12.

[5] 在巴西博物馆学和里约热内卢流派的案例中，这种来自里维埃思想的持续影响体现在Brulon Soares et al. 2016。

[6] 马萨里克大学（Masaryk University）于 1919 年在布尔诺成立，目前是捷克共和国第二大的大学。1960 年，该大学以捷克生物学家的名字更名为扬·伊万杰里斯塔·普尔基涅大学（Jan Evangelista Purkyně University）。1990 年天鹅绒革命后，该校恢复了原名。另见本书中的基尔希、姆拉佐娃和雅戈索娃。

[7] Stránský 1987, 287.

[8] Sofka 1978, 65.

[9] Sofka 1978, 65.

[10] Sofka 1995.

[11] 1919年由凡尔赛和约创立。

[12] 1927 年至 1946 年（战争期间中断了 15 年），国际博物馆办公室出版了《博物馆》杂志。

[13] Desvallées and Mairesse 2011, 324-325.

[14] 现在被称为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15] Teather 1991, esp. 403.

[16] 迪瑟（Teather 1991, 404）指出，在北美地区，博物馆学作为一个职业和一门学术学科正面临着明显的、日益加剧的边缘化。

[17] Aquilina 2011, 14-15.

[18] Aquilina 2011, 14-15.

[19] ICOM 1948, 1.

[20] 在谈及针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专门培训时，沙特兰（Chatelain 1965, 1）明确指出，国际博物馆协会所指的专业人员“仅限于具有较高职位、从事博物馆特定工作活动的人员”，并表示这一概念并未涵盖“工作人员、保安、秘书、衣帽间服务员或修复人员”。

[21] Mairesse 1998.

[22] ICOM 1970, 63.

[23] ICOM 1970, 60.

[24] ICOM 1977, 25.

[25] Sofka 1987.

[26] Sofka 1995, 13.

[27] Sofka 1995, 14.

[28] Jensen and Sofka 1983.

[29] 詹森（Jensen 1981, 9）总结了 1975 年期间在欧洲一些博物馆专业人员中开展的博物馆学调查的结果，并将其发表在 1980 年的《博物馆学工作论文集》中。

[30] Stránský 1965. 关于斯特朗斯基和布尔诺博物馆学的更多信息，参见本书中的基尔希、姆拉佐娃和雅戈索娃（主编注）。

[31] Stránský 1965, 33.

[32] Stránský 1987, 290.

[33] Stránský 1995.

[34] Burcaw 1981.

[35] Burcaw 1981, 83.

[36] Cerávolo 2004, 125.

[37] 1980 年第一期的《博物馆学工作论文集》在政治分裂的欧洲两边广为传播，因此于 1981 年出版了第二期。编辑委员会为第二期《博物馆学工作论文集》收录了 20 篇新文章。第三期计划讨论“博物馆学的主体/对象”（object/subject of museology）这一主题。然而，由于缺乏资金来源，该期未能成稿（Sofka 1981）。

[38] ICOFOM Study Series, 1-2, London, 1983.

[39] Desvallées 1985, 69.

[40] 后来，在 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马萨里克大学校长决定在捷克共和国布尔诺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博物馆学和世界遗产教席（UNESCO Chair of Museology and World Heritage）。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这一特定方向的教席，该教席标志着该组织对东欧博物馆学的认可（Nash 2015）。

[41] Scheiner 2008, 213.

[42] Scheiner 2008, 213.

[43] 由安德烈·德瓦雷和弗朗索瓦·梅黑斯主编的《博物馆学百科全书》（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Muséologie）于 2011 年的出版，正是对这一事实的证明。它汇集了以往所有讨论的成果，并深受斯特朗斯基的思想和术语的强烈影响。例如，可参考其中的“（博物馆）物和博物馆物”（Objet [de musée] ou muséalie）这一章节，Desvallées and Mairesse 2011, 385-419。

[44] Stránský 1987, 290.

[45] van Mensch 2000.

[46] Minayo 1994.

[47] 在法国、德国、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博物馆学在学术体系中被视为一门科学，属于人文科学范畴；而在英国和北美的一些地区，博物馆研究这一分支则会与其他跨学科分支（如文化研究）形成对话关系。

[48] Japiassu 1976.

[49] Morin 1977.

[50] 奥弗林指出，例如库恩（Kuhn 1964）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1975; 1978）都强烈反对西方科学所秉持的一种观点，即存在一个不受科学家自身认知活动影响的统一客观世界（Overing 1985, 2）。

[51] Adotevi 1971.

[52] Rusconi 2006, 14.

[53] Bellaigue 1987, 56.

[54] Bellaigue 2015.

[55] Latour 2016, 160.

[56] Stránský 1995.

[57] van Mensch 1992; Teather 1983.

[58] Scheiner 2005, esp. 100.

[59] Latour 2016, 97.

[60] Desvallées and Mairesse 2010, 57.

作者介绍

布鲁诺·布鲁隆·索耶斯是里约热内卢州联邦大学（Federal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Rio de Janeiro）的博物馆学教授与博物馆学和遗产研究生项目（Post-Graduate Program in Museology and Heritage）的教授。作为一名巴西博物馆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负责协调该大学的实验博物馆学实验室，和基于社区的博物馆进行了密切合作，并参与了多个涉及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草根项目。目前，他是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的主席和博物馆定义常设委员会（ICOM Define）的联合主席。他撰写和主编了多部关于博物馆学和遗产的出版物，包括《博物馆学去殖民化》（Decolonising museology）丛书（ICOFOM/ICOM）。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博物馆去殖民化、社区行动与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政治用途。

来源：微信公众号：博物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