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伴随我国博物馆数量的快速增长，博物馆区域聚集趋势的逐渐加强，博物馆集群研究兴起，不再单一强调个体博物馆的独立发展，而是主张特定区域内多个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发挥联合效应，以追求各项资源的最大效益与最优配置，进而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博物馆集群发展成为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的重要路径。基于博物馆集群运营理论模型评析，北京博物馆空间集聚显著，但行政层级复杂、资源配置不均、馆际联结较弱，总体以相对松散的共享型水平合作模式为主。在北京博物馆集群建设中，应探索“条块融合”的弹性治理机制，以公共政策为引导，创新分层分类协调管理模式；以项目制为核心，打造资源融通平台；优化政策环境，做好配套激励与评估。通过推动博物馆集群从物理集聚向协同发展转型，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

一、博物馆集群运营的理论模型

博物馆集群借助网络共建、资源共享及机制创新，旨在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既往研究已形成若干理论模式，总结了博物馆集群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工作特点和类型划分。

（一）博物馆网络运作影响因子

第一项为行政层级，指馆舍隶属政府的行政层级一致的高低程度。一致性越高，则有机会进行垂直式的合作网络整合；一致性较低，通常只能进行水平式合作网络整合。第二项为资源配置，代表网络合作过程中馆舍拥有的资源多寡对网络活动的影响。拥有资源较多者，通常扮演核心馆角色。第三项为馆际联结，表示网络间合作活动强弱。强联结代表馆舍间有较强的互动，弱联结表示彼此仅存在低阶的资讯沟通或联系。第四项为程度中心性，其表示网络中行动者控制的范围大小。程度愈高，代表与较多组织有关联，影响力较大。

（二）博物馆集群运营模式

根据博物馆行政组织形态的不同，博物馆集群划分为垂直和水平两种运营模式。

1. 垂直管理模式

在垂直管理模式中，博物馆间存在行政级别的上下层级关系，并依据博物馆集群是否在成立之初就进行统一领导规划，将其划分为先因性和后因性两种具体类型。

一是先因性垂直管理模式。指在集群构想初期，便由政府、相关机构或某个主导博物馆进行顶层设计，规划出一个包含多个博物馆及相关组织的集群框架。随后依照此框架，逐步建设并发展各成员馆，最终形成一个结构完整的博物馆集群。

二是后因性垂直管理模式。指原本独立运营、互不统属的多个博物馆，在发展至一定阶段后，出于共同的发展需求，由政府相关机构或某个核心博物馆牵头，整合成为一个博物馆群体，并接受统一的行政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博物馆领域逐渐兴起的总分馆建设，即主要是指后因性垂直管理模式。由地方政府主导，将原本主要隶属于同一行政层级管辖的多个博物馆进行整合，设立总馆统筹管理各分馆事务。其主要特点在于，依托单位制行政组织框架，能有效解决集群内各成员间组织形式相对松散带来的问题，引导各成员朝向共同机构愿景努力。

2. 水平合作模式

在水平合作模式中，馆际间无行政层级联结，根据资源共享方式的差异，将其划分为服务型水平合作模式和共享型水平合作模式。

一是服务型水平合作模式。通常由一家或数家资源与品牌优势突出的博物馆主导，通过输出自身资源来扶持中小型场馆成长，从而将各场馆凝聚成一个密切互动的整体。这种方式能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增强主导馆的影响力。

二是共享型水平合作模式。在此类合作中，并没有任一博物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各馆均拥有独特资源，通过平等协作、互通有无，实现共同发展目标。

二、北京博物馆集群建设的现状与问题

北京博物馆分布呈现较高的集聚状态，形成了由内而外的圈层结构，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区（不含核心区）和市域其他区三个圈层。我们主要以中心城区（包含首都功能核心区）为研究对象，目前北京中心城区的代表性博物馆集群如表1。

表1 北京中心城区代表性博物馆集群

根据博物馆网络分析模型，我们从行政层级、资源配置、馆际联结强度及程度中心性四个维度，对上述博物馆集群的运营生态进行剖析。

（一）行政层级

按照我国博物馆行政隶属关系，博物馆包括国有博物馆和非国有博物馆两大类。北京博物馆集群，其总体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且普遍为不同级别、不同系统交相混杂，行政层级一致性较弱。在上述12个文博区中，行政层级一致性比较高的文博区极为稀少，仅有模式口文博区，其区域内博物馆大都隶属于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二）资源配置

在各博物馆集群中，在馆舍条件、馆藏、资金及专业人才等资源上，大馆与小馆之间、国有馆与非国有馆之间差距悬殊，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资源差异直接影响了运营活跃度。国家级、市级大型场馆以及部分美术类机构，相对呈现“高资源—高活跃度”特征，年度举办展览通常在10个以上；反之，多数中小型馆，则以基本陈列为主，展览更新周期长，展厅规模有限，活跃度相对较低。此外，国有与非国有博物馆之间的资源鸿沟同样突出。非国有博物馆在资金来源、人才储备、硬件设施等方面往往处于劣势，加之宣传不足，社会关注度普遍不高，个别场馆甚至难以维持正常开放。

（三）馆际联结强度

北京博物馆间的合作联结，主要体现为以公共政策为主导、政府及相关部门推动的馆际合作形式。

1. 政策指引

2012年以来，北京市立足“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紧紧围绕首都“四个文化”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四个文化”的提出与北京地区博物馆在核心价值和主题上的契合，为各博物馆的业务开展提供了共通的有效路径。北京市文物局近年来推出“十大主题游线”等文旅融合举措串联重点文博区，增强博物馆间的联动。

2. 区县扶持

代表性的如《朝阳区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年—2025年）》，围绕朝阳区博物馆空间集聚特征，立足区域发展特点，建设国际文博、时尚消费、传统民俗、工业遗存、多元行业五类博物馆集群。

3. 协会指导

北京博物馆学会以团结广大博物馆工作者，促进首都博物馆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为宗旨，设志愿者、社会教育、高校博物馆、保管、陈列设计、安全等十余个专业委员会，以学术交流与专业培训为核心业务，发挥行业联络作用。

4. 行业联盟

相比行业协会而言，博物馆联盟是相对松散的组织。目前西城区、朝阳区等都成立了属地博物馆联盟，以加强区域内博物馆间联系，促进跨馆际协作。

（四）程度中心性

博物馆集群中的“程度中心性”，通常指核心博物馆凭借其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与网络影响力，能够在集群中发挥枢纽作用，带动其他成员共同发展。北京博物馆集群中的核心博物馆当前的程度中心性更多是基于行政级别和资源存量等固有属性决定的“静态中心性”，并非在集群互动中因主动提供资源、扮演关键枢纽角色从而获得影响力和认同的“动态中心性”。

在上述四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按照博物馆集群运营的垂直和水平模式的划分，评量现有北京博物馆集群的实践，得出以下认识。

一是现有博物馆集群运营相对缺乏“垂直管理”模式，而以“水平合作”模式为主。北京博物馆集群中，各国有博物馆行政级别等差性较强，由于缺乏行政上的直接隶属关系，集群内各馆往往“各自为政”，资源难以通过行政命令进行调配，因此很难实现“垂直管理”。

二是在“水平合作”模式上，“服务型水平合作”较少而“共享型水平合作”较多。服务型水平合作模式通常要求存在一个核心馆或核心机构，以其为主导带动集群内中小型博物馆共同发展。北京博物馆集群核心馆的带动效应尚未凸显，其水平合作以共享型为主，跨系统、跨层级的横向联络动机不足，尚未实现从地理集聚到资源聚合与功能协同的实质性转变。

三、北京博物馆集群建设的策略

博物馆集群化建设作为城市文化治理的组成，其目标不仅在于提升博物馆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社会影响力，更在于通过集群内外的网络化协作，激活区域经济文化活力，塑造城市共同体。目前北京博物馆集群建设需要从“共享型水平合作”向更具功能整合性的形态演进，面临着治理成本高、资源整合不足、合作持续性弱、核心引领缺位等挑战。这种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行政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条块管理”体制有关。“条”的壁垒约束了资源跨系统共享，“块”的规划则因缺乏跨“条”的协调权威而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博物馆集群建设的核心命题，是要探索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在尊重现有行政隶属（条）的基础上，激活并赋能区域主体（块），实现“条”的专业资源与“块”的发展需求的有机融合。

在这种背景下，博物馆集群的治理模式应以政府公共政策施行为主要引导力量，强化现有网络治理结构，避免刚性的垂直决策，而注重弹性灵活的系统性机制建设，以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横向联系、协商，达成强连接的水平合作，带动博物馆集群从物理空间的集聚走向资源协同、功能整合与效能提升。

（一）创新管理体制，构建分层分类的协同治理网络

在现有行政组织形态基础上，明确政府部门、核心场馆等多元主体权责，构建跨层级、跨系统协作的弹性治理网络。

1. 探索建立分层分类的协调机制

继续发挥市级层面行业政策指导作用，做好统筹规划、政策制定和重大事项协调。区分不同博物馆集群的构成特征，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行政层级一致性较高的集群，鼓励所在区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探索构建“后因性垂直管理”模式的集群实体，实现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输出。对于行政层级差异明显的绝大部分集群，则应强化“水平合作”模式下的网络化治理，从垂直管理的“条”体制导向协同治理的“块”机制。属地主管部门探索建立协调议事机制，吸纳不同隶属关系的博物馆及相关行业组织、文化企事业单位、社区机构等参与，并作为常态化的协商机制，从而强化集群各机构间的联结。

2. 强化核心场馆的“动态中心性”引领作用

针对“动态中心性”不足的问题，在各集群中培育功能性核心场馆。通过政府项目委托、专项补贴等方式，支持核心馆践行“服务型水平合作模式”，面向集群内中小型馆、非国有馆、类博物馆，视情形输出展览策划、社会教育、文物保护、营销传播等专业资源与能力，将核心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集群的专业提升动力，在治理网络中建立基于专业赋能与互利共赢的“动态中心性”。

3. 推动非国有博物馆、类博物馆深度融入集群网络

通过制定专项政策，破除体制壁垒，使非国有博物馆、类博物馆在集群规划、项目合作、宣传推广等方面，享有与国有博物馆同等的机会，引导其依托特色藏品与灵活机制，发展成为集群生态中差异化、特色化的重要节点。

（二）促进资源融通，打造以项目驱动为核心的共享平台

构建弹性治理网络，关键在于激活网络内部的资源流动与协同创新，将治理结构转化为实践效能。以项目制运作为核心，形成问题解决机制，能临时性打破“条”的纵向边界，将不同系统、不同层级的博物馆及其资源，牵引至一个共同的任务框架中协同工作。同时通过强化行业组织等“跨界协调者”角色，牵引资源流动与业务协同，以公众导向的数字平台为窗口，推进集群资源与项目成果的社会化共享。

1. 开展以区域融合为导向的项目合作

根据各博物馆集群所在区域的历史文脉、资源禀赋和城市功能，强化各集群定位与区域文化圈层主题的契合度，以课题规划、项目设置引导区域内各博物馆的业务开展，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集群品牌形象。另一方面，推动“文博区＋”复合型项目，引导博物馆集群各馆主动融入城市发展，不断开发城市文化产品供给体系，实现文化赋能城市更新、优化在地体验。

2. 强化行业协会与专业联盟的项目组织及服务纽带功能

为增强行业内部横向联结的强度与专业性，支持博物馆学会等专业机构在制定集群建设标准、开展跨机构项目合作、组织专业交流、提供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使其成为协调“条块”关系、联结不同层级与系统博物馆的有力中介。针对中小馆、非国有馆的薄弱环节，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专项培训和技术指导，加强跨馆、跨系统的专业交流；建立完善专家库和志愿者库，结合项目设置灵活匹配，实现专业人才在行业内的柔性流动与弹性保障。鼓励发展更多基于特定区域或主题的细分文博专业联盟，并推动联盟工作从松散联谊向项目合作深化，构建多节点、专业化的行业自助与协作机制。

3. 探索构建博物馆集群普惠共享数字平台

集群价值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其公众可及性的提升。数字建设的关键目的，在于打通从专业协作到公众受益的“最后一公里”，将内部协作的项目成果转化为集中、可感、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以公众为导向的数字平台，搭建公共服务移动门户，整合发布集群内博物馆的开放信息、展览活动、教育课程资源等公众服务信息，推进项目成果的普惠共享，提供一站式、一体化的智慧便民服务，以此为纽带树立整体品牌、增强公众黏性、实现文化价值社会化传播。

（三）优化政策环境，激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针对当下博物馆集群合作动机不足、持续性差的现状，可完善顶层设计，构建能激发各主体积极参与、保障合作长期有效的配套政策与评估体系。

1. 完善集群化发展的配套激励政策

研究出台专门针对博物馆集群建设、馆际联合创新的扶持政策。以竞争性项目方式，对于跨馆联合策展、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非国有博物馆与类博物馆提升等创新性合作给予适度资金支持。在评价体系上，将参与集群合作、资源输出共享的成效，纳入博物馆绩效评估以及主管单位的考核范畴，从制度优化上激励馆际协作。

2. 建立科学的动态评估与反馈调节机制

构建博物馆集群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对各集群的资源整合度、合作紧密度、服务效能、社会影响力等进行评估，发布发展报告。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政策和资源配置，形成“规划—实施—评估—反馈—优化”的动态管理，推进集群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四、结语

目前北京“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正从数量增长的“地理集聚”阶段，迈向追求质量与效能并重的“文化治理”阶段。针对北京博物馆集群行政层级复杂、资源分布不均、合作松散等问题，集群建设的核心命题，是要在现有行政隶属的基础上，激活并赋能区域主体，探索一套实现“条块融合”的弹性治理机制。通过构建一个以公共政策为引导、以多元协商为动力的网络化结构，创新分层分类的协调管理模式，打造以项目制为核心的共享平台，优化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激发博物馆集群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活力，从而推动博物馆之城建设由“刚性治理”向“柔性共生”范式转型，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坚实支点。这也可为国内其他超大城市的文化资源协同治理提供一个初步参照。当然，博物馆集群建设涉及社会因素、工作界面较为复杂，且具体集群案例亦需结合区域特点、馆情形成自己的工作特性，其实施路径与适用性仍有待在未来实践中持续观察、检验并动态调适。

本文改编自《“博物馆之城”视域下北京博物馆集群发展策略探析》，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5年第6期（总第54期）。作者：关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来源：博物院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