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考古资料的公共属性是公众考古研究的学理基础，其实践核心在于协调遗产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促进考古资源的社会共享。本文指出，中国的公众考古并非简单的理论舶来品，而是内生于本土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之中，呈现出“实践先行、国家主导、动态演进”的鲜明特征。文章在辨析“公众考古”与“公共考古”概念分野的基础上，将中国公众考古实践置于具体历史与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系统梳理其从民国至今的阶段性演进，分析各时期的主要驱动力量、实践形式与社会反响。通过这一历史回溯，本文力图揭示中国公众考古发展背后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特色，进而为今后建构更具对话性、包容性与创新性的公众考古体系提供参照。

一、概念引入与理论语境：从“公共考古”到“公众考古”

无论是“公众考古学”还是“公共考古学”，都译自“public archaeology”，该学术词汇应追溯到美国学者查尔斯·麦金斯于197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Public Archaeology。查尔斯在书中提出“从来没有私人的考古学”“公众享有了解过去的权利”“教育是遗产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最有效手段”等实践原则，认为公共部门、公众和考古学从业者应该共同努力、协作保护所有人共有的文化遗产资源，而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也只有通过这种共同合作才能得以实现。

Public Archaeology的核心理念是通过考古学家在内的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合作，通过促进法律制定、呼唤公众参与以达到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目的。以美国“由政府出资建立相应保护措施”的考古实践来看，“public archaeology”应译为“公共考古学”，其体现了使用公共资金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特点，公共考古学是考古学家在公共利益领域从事的活动，其研究主要围绕“考古资源”的性质和利益分配问题展开。

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开展由联邦机构到地方机构、涵盖专业组织和大学及区域考古研究中心的多层级考古教育，以期使公众成为自觉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美国公共考古学的内涵包括文化资源管理、公共领域(如学校、公园和博物馆)的教育考古及公共阐释。因此，美国公共考古除了保护和管理的含义外，还有志愿服务、公众教育和阐释等内容，而且强调分布广泛的遗产只有依靠公众的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尽管将public archaeology译为公共考古，但其中并没有完全去除公众性的意味。

从世界范围来看，考古活动总是置身于广泛的社会背景之中，而非独立于单纯学术领域之内的共识逐渐达成。相关内容往往受政治经济水平、法律法规、历史认知和学术传统的影响而富有地区特色，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公众考古学难以有明确的定义，其实践也往往各有侧重。

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英语系国家，public archaeology更偏向于理解成“公众考古”，注重考古学与社会的关系。其定义也更为宽泛，如认为公众考古学包括所有考古学与公众发生或有可能发生联系的活动；或认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与世界相遇的实践和学术。在英国，公众考古学是一门学科，它将考古学纳入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大背景中，探究考古学与社会和公众的关系。

在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因为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首先面临的基础性问题是public archaeology应当如何翻译。我国考古工作由国家主导，具有倡导建设“考古学大众化”的历史传统，因此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学界都十分强调考古成果惠及公众，即考古学的社会化与公益化。因此，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更倾向于译作“公众考古学”，但这一词所涉内涵与英国的公众考古学有明显不同。

除中国外，日本等东亚国家亦多将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众考古学”，其学科定位、研究主题、实践策略和操作流程等尚在探讨之中，所关心的命题亦有所差别。日本的公众考古实践关注考古遗存、以考古遗产管理为中心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遗产管理体系。

综上所述，关于“公共考古学”与“公众考古学”的研究，不同地域与学者在认知、理论及实践层面均存在差异，难以形成统一定义。同时，该领域的研究范畴亦随时代与学术兴趣的变迁而动态变化，过度缩小学科边界并不可取。因此，学界倾向于采纳较为宽泛的界定方式。考古事业的“公共性”(涉及资源与制度)与“公众性”(涉及参与和互动)在本质上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鉴于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性，不必强求东西方在公众考古的定义与内涵上完全一致，而更应将其视为一种始终处于发展演变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体系。

二、中国公众考古的早期实践(1949年以前—20世纪90年代)

中国的公众考古是先有实践、伴生理念，再有选择性地借鉴吸收外国经验和成果，它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实际上，当考古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时，就自然会和发掘遗址所在地的人们及地方权力机构产生社会联系，这些联系及其产生的问题与解决方式构成公众考古的主要内容。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的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可以管窥中国公众考古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发轫与探索时期：1949年以前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呈现出强烈的公共性，考古发现最终用于构建国家或区域历史，发掘之所得也流入公共博物馆，考古活动伴生早期公众考古实践。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围绕史语所、河南省地方公共机构、小屯村等利益相关者所发生的公众考古实践。这种实践并不局限于考古知识和考古成果的普及，而是包括遗产归属和保管权、考古发掘的伦理问题等更广泛的公众考古议题。

从史语所的《安阳殷墟发掘报告》中可知，当时民众对于殷墟发掘的认知，“是人人皆可做得的态度”。实际上，史语所的许多表态是对殷墟发掘所涉及利益相关者的回应，在殷墟发掘中，各利益相关方充斥着层层博弈，发掘之路充满层层障碍，而与这些障碍相关的史语所的应对措施则可被视为殷墟发掘公众考古的广泛构成。这种公众考古的努力尝试包括设立展馆陈列、李济等人在大学举办考古讲座，以及1936年在小屯建立洹水学校等。

1931年，史语所在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考古组田野工作成绩展览会”，展出殷墟与城子崖两地出土文物并作报告，展会在“四壁张贴放大之工作照片图表，使阅者益感兴趣”。展会吸引了《申报》《时报》《中央日报》等媒体的争相报道，引来大批学生和社会人士参观。

综上所述，公众考古实际上与中国考古学相生发成长。换言之，中国公众考古实践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而自发形成，不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促进了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科学考古学的扩大传播。由此可见，中国公众考古在诞生之初，其核心诉求便已超越单纯的知识普及，而是深入遗产所有权、发掘伦理及多方利益协调等深层议题，为解决考古工作面临的复杂社会关系提供了早期范本。

(二)国家化与大众化时期：1950—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工作迎来新的历程。首先，考古思想层面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对考古学大众化进行探讨。1950年，律师朱鸿达所撰《大众考古学(第一集)》一书强调文化遗产为人们共同所有，提倡考古需要公众普及。苏秉琦在《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提出考古、历史研究、博物馆应共同协作做好文化建设，使其成为人民的事业。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指导方针的提出，促进了大历史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许多发掘受到公众高度关注并吸引大批市民前往参观，相关的公众考古实践因而开展，如半坡在发掘现场举办展览会并由北大学生现场讲解，定陵发掘时允许群众在墓内参观，出土文物在墓外开展露天展览会；同时，自1953年北京猿人博物馆建立后，又相继在考古原址建立了半坡、定陵、秦公陵等遗址博物馆。1956年，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将博物馆性质和任务明确为“三性二务”，其中一条为“为广大人民服务”。

我国在1950—1978年间的公众考古实践，有了新的进展：一是建立在考古遗址之上的遗址类博物馆开始出现；二是除了高校考古专业教育之外，出现了工农兵考古培训班和相应的知识手册，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有人民群众化的路线特色；三是考古发现往往发展成了旅游热点，为考古经济价值的转化和社会效益的凸显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1950—1978年中国公众考古的突出特点是其鲜明的国家化与大众化取向，公众考古的实践形式得到拓展，但也深刻反映出学术工作与政治话语之间的交织。

(三)转型与阵痛期：1978年—20世纪90年代末

改革开放后，飞速的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工程导致大量的考古遗迹被破坏，与之相应的是盗掘和文物走私的猖狂。为普及文物考古知识，增强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意识，从1991年开始，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上一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0年之后，西方公众考古理念随着文化交流进入东方视野。总体而言，1978年—20世纪90年代末可谓中国公众考古的“真空期”与“阵痛期”，经济建设的冲击、专业声音的缺席与公众误解的加深，构成了此阶段的突出矛盾。

三、公众考古的中国化建构与创新(21世纪初至今)

进入21世纪，中国公众考古进入了自觉建构与全面繁荣的新阶段。这一时期表现出强烈的行业自觉性、理论构建意识和多元创新实践。从应对公共信任危机到主动建构对话体系，从借鉴西方理念到探索本土化路径，公众考古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学科增长点。

(一)自觉与建构时期：21世纪初—2012年

中国公众考古进入自觉建构阶段，此阶段的实践主要体现在政策倡导、学术研讨、机构建设与媒体事件应对等多个层面。2002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2003年，在北京召开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传播学术研讨会”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考古学，考古学要与媒体相结合，实现考古与传媒的良性互动，使考古学走向平易与广阔的学问之道。2004年，在评选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活动结束后，专门安排时间对评选活动本身进行了总结反思和研讨，认为要以更公开的姿态谋求新发展，加强考古发现与考古知识的普及宣传力度。

2006年起设立中国文化遗产日，在当年及次年的文化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提出“有条件的考古工地可以有组织地向公众开放”。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汶上南旺大运河保护暨公众考古学实践”活动，首次大规模系统化地让公众参与考古实践。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公共考古中心、中国文物报开辟讨论“公众考古学”的专栏。

2009年曹操墓的发掘可被视作业内真正开始重视公众考古的转折点。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布曹操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之后，一场似乎不受控制的“全民考古”运动开始愈演愈烈。“曹操墓现象”促进了学界对公众考古和公众史学认识和思考。中国公众考古由此进入自觉与建构时期，考古界开始确立一种认识：公众考古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应对公共信任危机、构建社会对话机制、重塑学科公信力的必要途径。

(二)繁荣与创新发展时期：2012年至今

近十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公众考古建设飞速发展。2013年，《大众考古》杂志创刊，提出“打造中国真正面向大众兼具专业权威的考古期刊，填补考古界与大众之间的鸿沟”口号。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其成员涵盖考古文博、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专家。与此同时，博物馆公众考古建设也如火如荼：一方面是众多博物馆开始公众考古中心的设立；另一方面，专题网站、自媒体等传播建设发展完善，云展览、云游博物馆等公众考古实践形式开始形成发展。此外，在2019年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建成后，很多地区开始把考古博物馆建设提上日程。

除文博考古界积极践行公众考古之外，新闻媒体和自媒体等也对考古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自2016年起，相继推出《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考古公开课》《中国考古大会》等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公众考古节目佳作；对重大考古发现，如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进行现场直播；天龙山佛手、三星堆、庙底沟等考古元素也连续几年展现于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物考古事业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公众考古的影响力。除了“9·28学习讲话”外，习近平总书记发电庆贺中国考古百年，并在2022年连任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便前往殷墟考察并发表讲话。

近十年来，我国公众考古实践发展可谓飞速。在顶层设计上，国家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利好的政策方针陆续出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怀重视文物考古工作。文博界对公众考古的探讨从最初的是否有用等价值判断转化为如何建设的方法论探索与实践，并越来越重视形式、内容与公众反馈，不断尝试创新与总结经验，与公众关系越来越融洽。近年来，广大公众越来越把博物馆当作学习、休闲、娱乐和旅游的目的地，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与考古相关的会议、讲座甚至是工作中。公共部门、文博考古行业和广大公众开始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我国公众考古迈向了新的发展历程，并成为我国考古学科的一个增长点。

四、余论

纵观各国，广泛意义上的公众考古从来都是与考古相伴生的，考古资料的公共属性使得考古学天然地与公众产生关系。各国公众考古学受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富有地方特色。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呈现出“实践先导、国家主导、动态演进”的鲜明特征。它超越了主要作为文化遗产管理工具的“公共考古”范式，而演进为一种以国家为主导力量、以公益共享为根本目标、旨在构建考古学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综合性社会实践。

中国公众考古与中国考古学诞生发展相伴生，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发展态势。民国时期，公众考古实践的核心诉求之一是消解公众和地方误会，同时也希望借此引发公众兴趣。新中国成立后，大众考古思潮涌现，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风格。改革开放后，公众考古理论和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业内共识。近十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下，在国家文化自信方针的指引下，在人民大众的热切注目下，也在文博考古人“广播”意识的逐渐形成下，公众考古取得了新的发展和进步，并切实地走向公众、走近公众、走进公众。

考古学科越走向成熟，越需要普及。公众考古既是考古学服务社会的责任，也是学科自身永葆活力的内在要求。面向未来，中国公众考古可在以下方面持续深化：平衡学术专业性与大众化传播，探索深入浅出的阐释体系；积极利用和创新传播方式，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着力构建科学的评估机制，引导实践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在实践基础上，加强公众考古中国化理论的研讨和探索，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改编自《走向公众：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6年第1期（总第55期）。

作者：曾翔，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

来源：博物院杂志（微信公众号）